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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大师
在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的背景下,梁漱溟没有人云亦云,而是独树一帜,他既批判“现代化就等于西化”,又拒绝“死守国粹”,将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通过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路向”的比较,首创了“新儒学”思想体系,为传承与维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进行了科学阐述和明确定位,宣称“世界未来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主张在坚守文化自信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梁漱溟的一生,是不断思考和寻求的一生,也是不断行动和磨砺的一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中,为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就了“新儒学”开山鼻祖的地位。
梁漱溟,清末光绪年间生于北京“一个无钱而有债的世宦家庭”,曾祖父、祖父、外祖父、父亲或是进士,或是举人,皆科举入仕。祖母、母亲能诗善文,其母提倡女学,亲自参与创办北京第一所女学--“女学传习所”并担任教员。良好的家学环境是梁漱溟成长的丰沃土壤。
由于富有维新思想的父亲梁济的主张,梁漱溟的启蒙教育没有读多少四书五经,5岁时入家庭私塾读《三宇经》《百家姓》随后就读北京第一家“洋学堂”一中西小学堂。8 岁后就读公立小学堂、蒙养学堂、江苏小学堂。13 岁时考入顺天中学堂,18 岁中学毕业前一直接受新式学校教育。
梁漱溟小学时代前后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获取的知识大多来自于他的自学,自学的习惯始自小学。从“开通民智”的《启蒙画报》《京话日报》等报刊,寻觅自己的兴趣和灵感,然后按图索驥,再去寻找新派书籍报刊吸纳新思想,铸就了他“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文化品格和气质特征。
梁漱溟自述:“从十六、七岁起,从利害分析追问,而转入何谓苦何为乐之研索,于是遽尔倾向印度出世思想了”。经过三四年的苦读佛学经典,写成长文《究元决疑论》,发表在1916年五、六、七期的《东方杂志》,此文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崇佛法,引起前辈大家林宰平、梁启超等人的关注。
1916年,梁漱溟任司法总长张耀曾的机要秘书,持《究元决疑论》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求教,蔡称赞粱漱溟“富有研究兴趣、好学深思”,力邀梁漱溟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梁漱溟来到北大第一天,就向蔡元培、陈独秀表明要替释迦和孔子说个明白。时年24 岁的梁漱溟成为民国初年北大第一个只有中学学历的讲师。
梁漱溟在北大任救七年,先后讲授印度哲学、唯识学、孔家思想史,见解新锐,深受学生欢迎和社会贤达赞赏。听讲的学生越来越多,“初排在一院红楼教室,后必改在二院阶梯教室”。在蔡校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倡导下,当时北大学术空气浓厚,名家云集,各抒已见,交锋砥砺。梁漱溟说:“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1923 年12 月,北大举办25 年校庆,公众推举中国百位名人,孙中山、陈独秀、蔡元培名列前3 位,初露头角的梁漱溟与赫赫有名的冯玉祥将军并列第10名。
梁漱溟深受佛教影响,一生向佛,少年时就开始思考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在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的潮流面前,体察到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危机,他选择从中国问题入手,转入了儒家文化的轨道。
1921年署期,山东省救育厅邀请梁漱溟到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演讲长达40 余天。两次讲稿编辑成书,是梁漱溟先生学术思想的成名作,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作。
自1925 年后10 多年,梁漱溟与熊十力、德国友人卫西琴等10 多位青年朋友,同住共学,先后在北京、山东邹平坚持朝会活动,从清展开始,发表演讲,交流切磋,谈论人生修养、治学方法,或议论社会问题、学术文化等,皆为个人感悟。谈话录后以《朝话》为书名出版,至今印刷10 版以上,被誉为“二十世纪的《论语》”。
新儒家“三圣”是对20 世纪新儒家三位大师梁漱溟、熊十力和马一浮先生的合称。1919 年熊十力执教于天津南开学校时,因梁漱溟在《究元决疑论》中批评了熊十力,二人因此相识。1922 年秋,梁漱溟推荐自学成才的熊十力到北大任救。1924 年夏,梁漱溟创办曹州高中,熊先生随同前往。梁熊二位交游近半个世纪,结下了深厚友谊; 马一浮,梁漱溟以“千年国粹,一代儒宗”谓之
近年来关于“中国梦”讨论热烈。无独有偶,早在1933 年,胡愈之主编的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刊物《东方杂志》专门编辑《梦想特刊》,讨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梦想”,梁漱溟、朱自清、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等知名人士和文化界名流,纷纷发表文章,积极参加讨论,社会反响热烈。
1934 年8 月27 日,国民政府首次举办“孔子诞辰纪念会”,梁漱溟作为学界代表应邀出席,并发表题为《孔子学说的重光》演讲。指出: 孔子学说的真价值,就在于他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中国文化必将为人类所公认,重光于世
1948 年底,梁漱溟在重庆先后创办勉仁中学、勉仁书院、勉仁国文专科(后改为勉仁文学院),聘请吴宓、曹慕樊等授课。国共和谈失败后,漱溟退出民盟,专心授课著述,完成了经典之作《中国文化要义》。
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日子里,面对大批判,梁漱溟不为所动,处之泰然,抱着“天下为已任”的济世情怀,在逆境中依然致力于学术研究,潜心著述,笔耕不辍,完成了《儒佛异同论》《东方学术概观》《中国一理性之国》等论著。
1973 年底,“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全国政协组织的学习会议上,每位政协委员必须“表态”,梁漱溟最后迫不得已,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发言,表达了“批林、不批孔”的态度,从而引起对他半年之久的大批判。批判会告一段落后,主持人询问梁的感想,梁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文化界愈来愈开放。1984 年,梁漱溟、冯友兰发起创办中国文化书院,梁漱溟担任院务委员会主席。
在半个多世纪里,梁漱溟毕生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的研究,造诣独特,贡献卓著,影响深远。他先后撰写发表了大量专著、论文、日记等,共达700 余万字,堪称著作等身。最具代表性的有; 《东西文化及共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救育论文集》等。